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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震,有人祈福有人欢呼,而他们有更多话想说...

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05-18 09: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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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日本地震,干杯,唯一的遗憾,地震小了点。”


“为庆祝日本大地震,本公司所有产品,一律超低价。余震不断,活动不变。”


4月14日晚,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6.5级地震,随后余震不断。16日凌晨,熊本县再次发生7.3级地震。这是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日本发生的最大地震,目前已造成41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


面对这样的自然灾害,在预料之中但又令人心惊的,网上迅速出现了这样一片欢呼叫好声。为什么我们不应当为日本的地震欢呼?我们可以说出很多理由,但最简单的一个是:日本承受的地震灾害,可能也会发生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包括我们生活的地方。


好在,并不是所有的声音都如此令人心惊。4月15日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一条官微,题为“熊本日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透露熊本日中友好协会已坚持二十多年每年去南京吊唁遇难同胞。书评君推送这篇文章的时候,这条微博转发已经超过两万次、点赞超过1万条。


在为受灾群众祈求平安的同时,我们不难想到,日本是一个如此地震频发的国家,以致于不少报道都曾颇为惊奇地描述过日本人面对地震时淡定的反应。在过去的100年间,日本历史上就发生过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等数次伤亡极惨重的大地震。


日本人不可能对地震这一事物没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反思。今天,书评君想跟大家分享几位日本人、作家、导演对地震灾害的思考和表态。我们会发现,面对地震以及它带来的灾害,在祈福之外,还有太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芥川龙之介,(1892年3月1日-1927年7月24日),日本大正时代小说家。他全力创作短篇小说,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了超过150篇短篇小说。代表作品有《罗生门》(《竹林中》)、《傀儡师》、《侏儒的话》、《夜来香》等。


地震之后不要去相信天谴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强烈地震。地震灾区包括东京、神奈川、千叶、静冈、山梨等地,地震造成15万人丧生,200多万人无家可归... 


下面这段文字,节选自芥川龙之介在关东大地震后为日本报刊撰写的文章:《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大震之际的感想》。

近来听说涩泽子爵认为这场大地震是天谴(指涩泽荣一,他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在地震之后发表了著名的《天谴论》)。如果一个人自我反省的话那脚上的残疾都会好吧:脚上之所以有残疾就是因为遭受天谴。

 

自然对人类是冷淡的,大地震并没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猛火也没有分仁人和泼皮。“自然面前人类和跳蚤无异”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说的很对。

  

然而正因为是人,才不可轻蔑作为人的事实,才不可抛弃身为人的尊严。如果能吃饱,能活下去,那就不要犹豫,从自己的父母妻儿开始爱他们,爱邻居。在这之后如果还有余力,应该去爱风景、爱艺术、爱万般的学问。

  

谁自省之后脚上的残疾就会好啊。像我两脚的残疾,基本上都快断了。然而幸运地,我不认为大地震是天谴。也不会发出“天谴的不公平”这样的诅咒之声。我们大家都在叹息,虽说在叹息但也不能绝望。绝望是通向死和黑暗的大门。


同胞们哟。脸皮厚一点。就像被逮到作弊的中学生一样,不要去相信天谴什么的。我之所以这么写的原因是出于涩泽子爵的一席话,展示我滔滔不绝什么都能说的才干。但是也并非仅仅出于这个目的。同胞们哟。在冷淡的自然面前,树立起亚当以后的人类吧。不要做否定精神的奴隶。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日本著名小说家,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广岛札记》、《个人的体验》等。


   “ 要警惕国家主义被地震唤醒

这是大江健三郎于2008年2月22日在东京新宿召开的世界笔会“灾害与文化”论坛上所作的现场演讲,文字有删节。


在这篇演讲文章中,大江健三郎提及地震频发对日本人精神思想造成的影响,他说道自己宁愿以乐观的意志,在抵抗中面对终将到来的灭亡。同时,他还颇为独具见解地提及,地震灾害的发生容易被某些国家主义者利用,发动盲目的国家主义宣传,要警惕日本的军国主义借着地震借尸还魂。

我就这样住在了东京,经常被震度为七级的直下型地震这种具有现实性的噩梦所威胁,这是事实,每当我想象着与身患智力障碍和身体残疾的儿子四处乱窜的情景时,便会为之茫然。坦率地说,那便是我的一个侧面。

 

不过,我所具有的另一个侧面也很分明。在那种思维方式中,这个侧面与那位在我的人生中同样非常重要的人物,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密切相关。但是,那不是出自于萨义德所作著述中的话语,而是五年前,当萨义德因白血病而迎向死亡时,在他身边的友人所说的证言。据说,萨义德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困难感同身受,虽然也知道在不远的将来没有什么希望,却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那个乐观主义,我认为就是意志的行为。

 

 关于居住在东京的人谁都惧怕的那个震度为七级的直下型大地震,我是这样想的:倘若被这场灾害所袭击,并且能够幸存下来的话,我想学习萨义德那种作为意志行为的乐观主义。尤其对我来说,那更是一个信念——人是可以恢复的。


在此基础之上,我还想运用文学工作者所能拥有的方法,抵抗或许会因那场灾害而在国家层面上被唤醒的,走向新出现的国家主义的大合唱。倘若以那场注定到来的大灾害为分水岭,这个国家的文化朝向复活大规模的、超国家主义的方向扭曲,朝向我们的祖先,甚至孩童时代的我们自己都曾经历过其悲惨的大规模的、超国家主义的方向扭曲,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下一代,都将不会再有希望。

 

至于我为什么要将地震之类的大灾害与国家主义的异常凸显联系起来,那是因为我联想到发生于1923年的震度为六级的关东大地震中,发生了屠杀朝鲜人事件、龟户事件、甘粕事件等,以及其后十年、二十年在这个国家出现的超国家主义的历史。至于战后长达六十三年的日本的民主主义,我所寄予希望的,惟有反复强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以及国人的新一代。



村上春树1949年1月12日,日本著名小说家,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村上春树虽然生于京都,但出生不久就举家迁到神户附近的西宫市,就读的高中在神户市区,可以说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是他的故乡。可能也因此原因,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村上春树执意以地震为主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神的孩子全跳舞》。


 地震让人寻回自身价值 

提起描写地震的日本小说家,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的都是村上春树。在他的短篇小说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当中,村上春树用六个短篇构筑了一个从幻灭到重生的世界。

 

村上春树明确表示,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6个故事:《UFO飞落钏路》、《有熨斗的风景》、《神的孩子全跳舞》、《泰国之旅》、《青蛙君救东京》、《蜂蜜饼》,是专门为1995年的神户大地震创作的。

 

1995年的日本发生了两件大事: 1月17日清晨发生的7.2级神户大地震;以及3月发生在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事件。由于神户大地震发生在清晨5:46分,地震时大部分市民仍在睡梦中,加之神户市区及周边地带人口稠密,最后损失惨重。房屋倒塌十万间,三十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最终超过6400人。 村上春树谈到1995年这两起灾难时写道:

我认为,1995年初发生的两起事件,乃是改变战后日本历史流程(或强有力表明其转向)的事件。


这两起事件显示我们生存的世界早已不是坚固和安全的了。我们大多相信自己所踏大地是无可摇撼的,或者无需一一相信而视之为“自明之理”。不料倏忽之间,我们的脚下“液状化”了。


我们一直相信日本社会较其他国家安全得多,枪支管制严厉,恶性犯罪发生率低,然而某一天突然有人在东京的心脏部位、在地铁车厢内用毒气大肆杀戮--眼睛看不见的致命凶器劈头盖脸朝上班人群袭来。

  

无须说,前者是无可回避的自然现象,后者是人为犯罪行为。从原理上说,二者之间有很大区别,但绝不是无关的。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受阪神大震灾的启发而相信或在这种妄想驱使下认为此时正是摇撼日本这个国家的地基或碰巧加以颠覆的良机,为此策划了地铁沙林毒气攻击战。二者无疑具有因果关系。

《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3卷解题,讲谈社2003年3月版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村上春树对地震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思考深度。 村上在2000年初接受作家大锯一正E mail采访时这样谈到了他写作《神的孩子孩子全跳舞》时的计划:

写这部短篇集时我的念头首先是:

  1) 写1995年2月发生的事;

  2) 一律采用第三人称;

  3) 篇幅控制在四十页原稿左右(较以往略短);

  4) 让各种各样的人物出场;

       5) 虽然大的主题是神户地震,但不以神户为舞台,也不直接描写地震。                                        


“虽然大的主题是神户地震,但不以神户为舞台,也不直接描写地震。”的确,若不仔细看,很难看出《神的孩子全跳舞》与地震有多大关系,甚至地震两个字出现次数都不多。时间虽然一律设在地震发生的1995年2月,但作品主人公都远离地震发生现场。透过这样的设置,我们不难理解,村上春树聚焦的是地震给人带来的精神和思想上的幻灭:大地的裂纹和空洞也造成了心的裂缝和空洞。而在村上的笔下,他用六个短篇故事令他笔下遭受地震的人物由幻灭走向重生,而村上给出的解药,还是人性之中的爱和勇敢。

 

村上本人在《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3卷解题中的概括性说法也多少印证了这一点:


泡沫经济破灭、强烈地震摧毁城市、宗教团体进行无谓而残忍的大量杀戮、一时光芒四射的战后神话看上去一个接一个应声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静静站起寻求应该存在于某处的新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自身的形象。我们必须继续讲述我们自身的故事,其中必须有给我们以温情鼓励的类似moral(道德)那样的东西。这是我想描绘的。


当然不是message(传达),而是我写小说时的一种大致的心情。假如我不写《地下世界》,或许我就不会强烈怀有这样的心情。在这个意义上,《地下世界》的写作是之于我的一个里程碑,《神的孩子全跳舞》可以说是跨过这个里程碑之后的新的一步。       



北野武,1947年1月18日出生于东京都足立区,日本电影导演、编剧、演员,代表作品《花火》、《坏孩子的天空》、《菊次郎的夏天》、《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等。


 人的生命不是两万分之一 

北野武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说的一段感慨,常常被人们重新提及。因为它是如此准确地说出了人们在地震这样死伤巨大的自然灾害中,面对冰冷的统计数字时,心里难以言说的悲恸和绝望。


这次震灾(指311大地震)不能笼统地概括为“死了两万人”一件事,而是“死了一个人”的事情发生了两万件。人的生命不是两万分之一,两万例死亡,每一个死者都有人为之撕心裂肺,并且将这悲恸背负至今。  


而在当年6月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中,援引法国保险业巨头金盛集团在网上通过调查数万人得出的报告称,“能托付这个国家的是北野武。” 调查主题是,询问日本民众认为在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哪些名人值得托付,能够把地震后的日本重建?


结果,排名第一的是日本电影导演兼艺人北野武。分列二三位的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美国总统奥巴马排在第九位,而当时任首相的菅直人仅排在第19位。



东野圭吾,日本推理小说作家。1958年2月4日出生于日本大阪。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专业,之后在汽车零件供应商日本电装担任生产技术工程师,并进行推理小说的创作。1985年,凭借《放学后》获得第31回江户川乱步奖,代表作品有《放学后》、《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等。


 地震是集体记忆 

东野圭吾在其小说《幻夜》中塑造了令人难忘的女主角新海美冬,她外表美若天仙,内心邪恶冷酷。而男主角雅也则被设定为是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中幸存下来的男人,地震对人物心理的影响贯穿小说始终。


东野圭吾在一则杂志访谈中谈及,之所以将故事背景设置在阪神大地震中,是希望用写实的风格加入社会元素,增加作品的真实感,而对地震灾区人们的心理描写,也是因为地震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已经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下面节选的是一段东野圭吾对震后情形的描写:

雅也刚要回屋睡觉的时候,脚掌突然受到了某种冲击,一下没站稳,趴在了地上。


地板伴随着轰响声开始剧烈地起伏震动。他惊讶地想环顾四周,但还没顾上看清楚,他的身体像从斜坡上滚落下来似地旋转起来。


身体撞在墙上停下来,地面的摇晃依然没有停止。他马上抓住了身边的钻床。四周的情景让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钢骨支撑下的墙壁开始大幅度弯曲。挂在墙上的黑板、钟表、工具架全掉了下来,在半空中飞舞。头顶上传来断裂声。紧接着无数的板片落下来,屋顶塌了。


雅也不太清楚晃动持续了多久,晃动总算平息后,身体却依然感觉晃动尚存。恐惧也没有消失。他在原地蹲了好长时间。


之所以决心站起身,是因为听到有人喊“着火了”。路面起伏,四处可见裂缝。在这起伏的道路两边,是一片片倒塌的民居和建筑物。四处发生了火灾,人们在哭喊。整条街都在燃烧。


地狱——雅也摇着头向后退去。


是枝裕和,1962年6月6日出生于日本东京清濑市,日本电影导演、编剧、制作人。代表作有《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无人知晓》等。


 地震重新叩问现代文明 

下面的文章来自是枝裕和的散文集《有如走路的速度》,分别选自《忘却》与《踌躇》。是枝裕和在这两篇散文里谈及他对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的看法,他提及人们是多么善于遗忘地震带给我们的痛苦,而地震却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叩问现代文明的合理性。

四个月前经历的事情(指311地震,编者注),与我们住在什么地方无关。长期以来,我们无视重要的事情,或者假装遗忘了,只顾高歌猛进,而这件事情便是在重新叩问这种文明。


面临这样的事态,部分人还把经济放在首位,不顾“未来”和“安全”,为实在不屑于这种价值观。事情远没有那么复杂。水库和道路的建设并不是为了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因为不管工程多么一无是处,有项目就能盘活经济。


目前的局面,不过是这种戏码在核电站问题上重演罢了。大众会被蒙蔽,最大的一个原因是报纸和电视这些媒体早早踏上了遗忘一途。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是既得利益者,所以往往选择视而不见。


人之所以为人,必须记住过去,包括失败的经历。记忆终将成熟,变成文化。不记取教训,强迫人们在短期内忘却,就等于把人当成动物。这是政客和媒体拥有的最强大也是最低级的暴力。《忘却》


如果说电影会反映出导演的人类观和世界观,那我的变化当然会改变作品。同理,这场大地震不可能不使我产生转变。


倘若让我来区分艺术总监和导演,我自己的看法是,从总体上把控演员表演的是艺术总监,而导演的职责则是呈现人们生活的世界的真实样貌。


有人把大地震的经历比作战败,只要看一看那堆积如山的瓦砾,就知道这一点也不夸张。


三月十一日前后,展现在我眼前(也包含过去)的世界的意义,发生了很大改变。对这变化感到的困惑,和以作品形式描述这种变化的踌躇,就像投入水中的石头荡起的巨大涟漪,此刻还未平息。作为艺术总监,我急切地盼望早一点与演员们再次投入工作,但身为导演,我还想继续凝望那涟漪,哪怕只是片刻时光。现在,我争陷入这两难的境地中。《踌躇》


本文撰文、整合与编辑:走走,摘引文字有删节,图片来自网络,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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