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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高管薪水“露”漫长

时代财智2020-06-29 15:15:34

日前,新加坡国大商学院副教授、企业治理研究领域专家麦润田和投资家周毓丰发布了其第一份关于在新加坡交易所(SGX)上市的609家公司的薪酬做法报告。这份题为《新加坡薪酬做法报告:避免泄露》的报告认为这些公司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仍然不充足,特别是在披露董事和管理层的薪酬数额信息时,这样不够透明的治理模式,不利于股东作出有价值的决定。

 


大家都知道,上市公司老总和高管们的薪水高,因为他们为公司赚得多,自然应该享受丰厚的年薪和各种福利配套。但是,他们的薪水到底有多高,有多少高管在拿高薪,是否他们都应该拿这么高的薪水,还是只是在那里尸位素餐,靠着企业制度惯性红利坐享其成呢?最近新加坡国大商学院副教授、企业治理研究领域专家麦润田(Mak Yuen Teen)和投资家周毓丰(Chew Yi Hong)发布了其第一份关于在新加坡交易所(SGX)上市的609家公司的薪酬做法报告,报告认为这些公司的高管薪酬信息披露仍然不充足,不利于股东作出有价值的决定。

 

新加坡打工皇帝们薪水有多高?

 

去年4月根据海指成份股公司年报统计显示,星展集团(DBS)总裁高博德(Piyush Gupta)是薪酬最高的“打工皇帝”,2016财年薪酬为844万新元,不过他一定对这个数字不太满意,相比2015年缩水了约23%!

 

大华银行(United Overseas Bank)CEO黄一宗(Wee Ee Cheong)薪水为842万新元,相比2015年的922万新元减少9%。华侨银行的CEO钱乃骥(Samuel Tsien)薪水为838万新元,相比前年的1049万新元也缩水不少。

 

但如果范围扩大至其他主板上市公司,和美集团(Ho Bee Group)总裁蔡天宝(Chua Thian Poh)该财年薪酬介于925万新元至950万新元,豪利控股(Oxley Holdings)总裁陈积光(Ching Chiat Kwong)薪酬介于900万新元至925万新元,都比这几位银行业巨子来得高。

 

由麦润田和周毓丰撰写的报告,主要是根据609家本地主板上市公司截至去年3月的财年的年报资料整理而成。该报告获得新加坡交易所支持。整体来看,这609家上市公司在该年共支付25亿新元薪酬给公司董事和领导层,这相等于每家公司约410万新元。而公司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所获得的薪酬总共达1.88亿元。

 

在披露具体薪酬信息的本地主板上市公司中,公司总裁平均年薪酬为160万新元,薪酬最高总裁则高达1290新元。执行主席的平均年薪酬则为98.4万新元,最高薪酬达840万新元。

 

至于未披露具体薪酬信息的上市公司,总裁年薪酬范围平均中间区位为69.6万新元,最高达750万新元。执行主席的年薪酬范围平均和最高中间区位则分别为85.7新元和940万新元。上述公司总裁和执行主席薪酬包括固定薪水、花红、持股计划以及公司提供的轿车、司机等福利。

 

新加坡上市公司报酬收入比


FRS 24下披露的总报酬

总收入

每报酬1新元对应收入

全部公司

24.6亿新元

4710亿新元

191新元

小盘股

10.8亿新元

530亿新元

49新元

中盘股

4.5亿新元

1110亿新元

247新元

大盘股

9.3亿新元

3070亿新元

330新元

 

新加坡上市公司报酬资产比


FRS 24下披露的总报酬

总资产

每报酬1新元对应资产

全部公司

24.6亿新元

21020亿新元

854新元

小盘股

10.8亿新元

940亿新元

87新元

中盘股

4.5亿新元

1110亿新元

247新元

大盘股

9.3亿新元

18970亿新元

2040新元

 

只有13家的披露情况较令人满意

 

在评判公司高管薪水披露作法时,麦润田和周毓丰使用了以下标准:薪酬委员会组成符合《新加坡公司治理守则》(Singapore C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及适用于公司的其他规则;至少确切披露董事和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和明细款项;披露非执行董事的费用结构;披露5名主要管理人员的总薪酬;确定主要管理人员并披露至少五位属于不超过25万新元区间主要管理人员的薪酬;非执行董事无资格获得与公司业绩挂钩的股票期权,股权激励或其他报酬组成部分或支付给管理层的报酬;所有薪酬部分均经过股东批准。(“非执行董事”一词包括独立董事)。

 

麦润田认为,上述标准在国际规范来衡量并非高标准。但是,合乎这些标准的公司的名单很快缩小了。仅根据前三项标准,609家公司中仅有53家符合标准。在适用接下来的两个标准之后,这个数字下降到32家公司。

 

因为非执行董事有资格参与股票期权或其他基于表现的激励计划导致了另有19家被剔除。即使尚未授予购股权或业绩股份,这样的公司也被排除在外,因为资格意味着公司可以在任何时候授予他们这些利益。“虽然我们现行的‘守则’并未明确禁止向非执行董事授予购股权或业绩股份,但我们认为该等薪酬组成部分不适合非执行董事。”

 

麦润田表示,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的公司治理准则不承认这些做法,并将其视为评估董事独立性的一个因素。“我们发现超过180家公司,占我们研究范围内所有公司的30%,允许非执行董事参与此类计划”。

 

最后在麦教授手里幸存的13家公司,包括六个大盘股,一个中盘股和六个小盘股。名单中的大盘股有凯德集团(CapitaLand),星狮集团(Fraser & Neave),星狮地产(Frasers Centrepoint),怡和合发(Jardine Cycle & Carriage),新加坡交易所(SGX)和新加坡电讯(Singtel)。唯一的中盘股是传慎控股(Tuan Sing)。 小盘股是巴克科技(Baker Tech),代纳明集团(Dynamic Colours),万度力集团(MTQ Corporation),挪拉电讯(Nera Telecommunications),新加坡佳和(SP Corporation)和台新电缆(Tai Sin Electric)。

 

麦润田指出,这个名单并不是大盘股唱主角,这可能令人感到意外。在名单上的大盘股,尤其是在披露主要管理层股权方案的业绩计量和归属条件方面,还是一些表率,比如新交所和新加坡电信。

 

他分析说,尽管薪酬“最佳做法”通常在年薪,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以及采取现金和股份为基础的薪酬相结合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13家公司都有这些组成部分。例如,传慎解释说,其没有长期的激励或股票方案,因为董事会认为这样的长期激励计划是无效的,而且很难确定这么长时间期限激励计划有助于保留员工和/或激发理想的业绩。

 

根据他们的经验,根据公司披露的信息,所谓的基于股权的激励机制实际上将接受这些激励机制的利益与公司的长期利益结合在一起并不是十分清楚。该等计划只有在有适当的表现措施及归属条件及╱或销售限制时才有效。例如,行权期较短,股票行权后没有限售条件的股票期权计划,只是一种短期的激励机制,不能使行政人员的利益与股东的长远利益相一致。设计不当的激励机制比没有激励机制更糟糕。

 

他们究竟想掩盖什么?

 

麦润田认为,新加坡本地主板上市公司在披露薪酬事宜方面,仍有改善空间。这个潜台词就是信息披露不够,也就是说,既得利益者并不太愿意利益攸关方了解自己的收入情况。“不良的披露作法加剧控制股东的风险,和管理层牺牲小股东的利益来过度发薪中饱私囊的情况。”

 

比如,缺乏透明度的薪水披露,让股东无法充分评估薪水结构和构成,比如是底薪还是花红,短期激励还是长期激励,现金激励还是股权激励。本地上市公司特别是在披露董事和管理层的薪酬数额信息时,整体表现不佳,只有约三成公司披露总裁和执行主席的具体薪酬,六成以上公司只列出总裁和执行主席薪酬范围,甚至还有4%的公司总裁没设定薪酬范围顶限。

 

麦润田说:“公司经常以担心人才被挖角(poached)为由,而不愿全面披露高管薪酬。担心被挖角一般意味着公司支付的薪酬低于市场水平。可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却不支持这一论点。相反地,那些不愿披露更多薪酬信息的公司,主要是想避开人们对公司管理层较高薪酬的关注。报告显示,目前总裁薪酬组合中,固定薪水约占七成、花红约占两成、其余部分则包括福利(5%)、持股计划(3%)等。

 

麦润田也表示,同样市值级别的公司,如果它披露年薪至少5万新元员工为董事或总裁直系亲属,那这家公司董事和管理层的薪酬往往来得更高。“家族或创办人掌控的公司,有能力主导薪酬数额,导致小股东可能面对严重的利益分歧。为此,他认为在支付薪酬给掌控股东或直系亲属方面,应加强透明度和监管保障制度。”

 

新加坡交易所监管公司(Singapore Exchange Regulation)首席执行官陈文仁(Tan Boon Gin)就此报告作出表示,股东,尤其是小股东,有权知道为什么公司董事和高管可以享有这么高的报酬,董事会和管理层是有责任向他们解释清楚绩效和待遇之间的关系的。只有这样,才能向雇员和股东展示个人绩效是如何被重视的,以及公司对于实现优良治理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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